壹、城邦在古希臘的發展沿革
一、城邦興起的歷史背景（古風時期800-600B.C.）
火山爆發的天然災害和北方多利安人（Dorians）的入侵
黑暗時代，是指滅亡麥錫尼王國的多利安人沒有能力繼起建立一個新的統一秩序以主導文明的發展
貿易聯繫也幾乎完全中斷 統治權力由一個集權的國王轉移到各個部落的首領手中
發展成一個一個的波里斯（polis），亦即城邦。
重裝步兵方陣成為軍隊的主力，其兵源則開始向商販和工匠群中來招募，相應地也必須對這些人開放政治決策權。
許多經濟及社會問題，尤其是貧富的分化
加速改革乃賦予個別的統治者以非常大的權力：稱為僭主（tyrant）。
部分的希臘人就以移民的方式出走來逃避這些衝突
希臘神話
早期受兩河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克里特人的神話中，有非常鮮明的埃及色彩。但隨著阿卡利人（麥錫尼前身）和多利安人的入侵，也帶來了奠基於他們在遷徙過程中曾經居住過的奧林匹斯山脈的神明家族的神話。這些混雜了多文明的複雜神話，在進入黑暗時代以後，經過下列主要神話工作者的整理爬梳，逐漸成了具有故事性、秩序井然的系統性神話：
Homer對Iliad和Odysseys的書面整理
Hesiod神譜的系統化神明家族
佚名詩人逐步整理出來的敘述詩
有一種說法逐漸散播開來：在愛琴海周圍生活的人，有一個共同的始祖名叫Hellen，他生了三個兒子，分別是那個時候散居在愛琴海周遭的愛奧尼亞人（Ionians）、挨俄利亞人（Aeolians）以及多利安人（Dorians）的祖先。因此他們視自己為Hellens（漢譯為希臘人），稱自己居住的地區為Hellans（希臘）。並且在接下來的三個世紀中，一步步重建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發展新的藝術和建築風格。
我們可以說，從黑暗時期晚期就由吟遊詩人四處傳播的神話，在希臘人借助了西元前9世紀B.C.之後由腓尼基傳來的字母，創造了自己的希臘字母之後，使得神話的傳播工作更快速地大幅度流傳開來，並逐漸記述成為文字。因此，從古風時期以來希臘人開始建立城邦之際，就是一邊聽著神話，一邊開始營造他們的城邦文明。
二、城邦制度的拓展與鞏固
三、波希戰爭的考驗與伯羅奔尼撒戰爭
貳、古希臘城邦的人文地理與社會特徵
一個城區為中心，結合周圍的農業地帶組成
一、衛城（acropolis）
高處的堡壘，通常在宗教上用來作為祭祀一個城市的主神之廟宇，在政治上也是行使統治之處。
二、廣場（agora）
市集的空地，城邦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重心均在此展開
三、原野（chora）
環繞在polis四周作為其腹地的農田，與polis結合而成為城邦的面貌。
四、政體（polity）
相對於前述的硬體設施，古希臘的老城邦，都有一個由全體公民組成的政治組織（公民大會）。城邦的公民都可以參與公民大會，並且享有一定的權利，但不是所有居民都享有這些權利。
外來移民雖然有經濟權利，卻沒有政治權利；奴隸則兩者均無。
城邦實行集體領導、行使法治和民主，並以追求正義為目標。
參、自由的城邦公民作為古希臘人文學的前提（Conditio Humana）與成果（Consequence）
一、古希臘城邦中的citizenship
補充說明：citizenship作為古希臘城邦生活與現代民主生活的核心制度
公民身分在西方政治思想與實踐中是最為古老的制度之一，但其制度內涵卻不似其他制度，譬如君主制那麼明顯。
政治問題是全體公民所面對的公共問題，是所有公民參與討論、表決、執行的
「參與決定政治過程中的公共政策」這個特性來界定人，說「人是政治的動物」
以平等自由的公民身份參與政治過程的人，才能算是人，才能展現人的神聖性，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自主性(autonomy)。
全體公民（包括其他非主導性的公民）來共同承擔
參與公共（政治過程）生活的人不但要有智慧（真），而且要有相應於整個公民社會水平的美德（善，civic virtue）。
參與公民社會的政治過程乃是人性中的基本要求
人生來是要做公民的
這種背景下的古希臘的paideia，主要是為了訓練人民有為了民主政治生活的能力。它既是民主政治生活的必然結果（consequence），也是民主政治之所以能順利運作和順暢延續的必要前提（prerequisite）。
公民身份不是如此清晰
公民身分無法一以蔽之，他作用的地方在戰場、法庭、集會以及稅收機構。
現實利益而言，它涉及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衝突、交易、妥協以及相關資源的分配和責任的歸屬；
就價值而言，它包括使得個體變得高貴的一種身分以及與此一身分的尊嚴相配的等級地位。
所以公民身分是一套中介個體與共同體關係的價值理念及其制度規範，但具體而言則是根據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具體關係在歷史上不斷變遷的。
公共的善一直卻不得不與私人的善討價還價和妥協進退的歷史
公民身分定位為個體在共同體中行動的一種排他性授權
個體層面
除了血緣為中心的群體之列，還需要更大的公共空間（及共同體
可以獲得更大欲求的滿足（食衣住行）和激情的追求 （安全、正義和信仰等非物質需求）
共同體層面來說
提供一個傳統穩定的公共空間作為個體生活的共同背景
必須授予那些對共同體有貢獻的個體以一種獨特的資格（身分），賦予此種身分以更多的特權、權利和更高的地位，並藉由具普遍約束力的法律和制度把這些相關的規範固定下來。
文明類型
公民身分的主題是在處理（關照）個體、公民與共同體三者之間關係發展的歷史
公民共和主義
發源于古希臘城邦，分別以斯巴達和雅典為參照的原型。兩者共通的地方在於同樣強調忠貞不移的公民忠誠和義務，即公民以美德和責任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以其行動的能力，智慧和技術對共同體表現出至上的忠誠，防止權力的集中專斷以使個體和共同體相互受益。
自由主義類型
中世紀晚期開始，政治和法律理論轉而強調臣民相對於君主及其國家高權的忠誠和從屬性，從而削弱了共和主義下公民美德的價值。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希臘化時代直至中世紀的自治城邦以及後來承繼此一傳統的修道院及城堡，在現實上根本無法滿足個體對於在共同體生活中公民角色的政治期待，個體對共同體的認同開始出現分化的現象。
(法國大革命開始)公民角色的資格頒予係由新出現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所壟斷，並且被當作一種「社會資源」成為個體與共同體間一種利益交易行為。
國家以國籍的相關法律規定界定公民身份及其權利義務，以賦予個人基本的權利；個體則以納稅（和服兵役）的義務來獲取國家對其身分的保護，得以在共同體內自由的追求個人的生活和利益，因此對國家維持一種微弱的認同和忠誠。
多元主義的公民身份
有種種人類共通問題（種族、移民、環境；超國家或跨國家認同）
轉而把生活環境、全球文化或全球社會視為生命共同體
憲政主義（共和）民主類型（J. Habermas）以及後現代主義多元類型（Laklau Merphy)
（一）citizenship的歷史起源：斯巴達模式
採用獨特體制的農業生活共同體
階級分明的社會 (武力征伐併吞)
由少數的斯巴達人統治著被奴役的，不自由的Helots（異族勞工，由戰敗國家，尤其是戰敗的拉科尼亞人和邁錫尼人組成的奴隸階層）。同樣被排除在公共生活領域之外的，還包括生活在山村屬地的Perioikoi（邊區居民），這些人雖然不是奴隸，因而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上是自由的，但無法涉入與公眾事務有關的政治領域。
斯巴達的立法者呂律爾戈（Lycurgus）發動了改革 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將土地分配給19萬斯巴達人，擴大了他們政治和軍事地位的經濟基礎。這些人成為了公民戰士（citizen-warrior），可以獨立地參與政治和軍事生活。
新的政治秩序包括兩個國王，主要的軍事將領和五個行政長官，他們共同掌管著司法和對外政策，還有一個由30名公民戰士組成的議事委員會（gerousia）和一個公民大會。貴族家庭仍保留了一種在軍事和政治事務中的優先權傳統。
公民戰士
為共同體獻出生命
「勇氣才是人類最好的財富、是年輕人可以盡力爭取的最高獎賞」、「卓越是在戰場上而不是在廣場上和學園裡取得的」。
（二）雅典古典時期以來的城邦生活與citizenship
城邦制度給每個地方的希臘人生活都帶來了一定的充實感和意義，尤其以雅典最值得注意。所以我們回顧一下城邦制度，從古風時期到公元前五世紀末在雅典發展的歷史背景，期間經歷了四次改革，一次比一次深化。
1. 梭倫時期：民主參與的擴大
梭倫以獨裁官（dictator）的權力(因重大經濟問題，所以賦予)。梭倫首先取消債務奴隸，禁止雅典人因為債務出賣自己為奴，藉此恢復了許多人喪失的土地，贖回了被賣到海外的阿提卡人，使他們回到公民事務中。
讓新興的貿易階層也有被選舉成為執政官的機會
讓掌握財富的階層保留真正的政治權利，只有他們才被賦予在400人會議中的成員資格
一個法治社會，其成員追求共同體的共同目標並為此承擔起相互的責任
這個目標就是從提爾泰歐斯那裡借用的eunomie，這種良善政治的理念是與一種在社會中適當的財富資源和特權分配的理念相契合的。
走出家庭邁向一種公民合作的倫理政治
在城邦要求公民參與的政治過程中，完全自主治理逐漸作為一種教育的力量開始起了作用
2. 庇西特拉圖：公民認同的強化
三個區域結合成一種特殊的區域利益團體
他首先爭取了貴族的資金，用來幫助貧窮的農民；又分配被沒收的土地、並建造水渠。設立某些全國性節日，修繕了有紀念性意義的公共建築，方便和吸引公民參與公共生活，用以促進人們的城邦意識，推展和訓練雅典人管理自身事務的能力。
雅典已真正發展為一個城市，生活在其中的民眾也開始願意花時間來參與並理解其制度，讓詩人和政治家也有時間來發揚其價值。
3. 克里斯提尼：公民身份的法律化
將雅典人口分為十個新部落，每一部落都混合了來自三個地理區域的人口，以作為一種新的軍事組織來發揮作用。在組建十個部落並將公民納入其中的同時，克里斯提尼重新組建了公民大會，將原來的四百人會議改採為五百人會議，並將之分割為五十個每個由十人組成的代表單位，這些代表單位組成一個行政部門（主席團）。
規定以140人為一個村莊的族群單位，並以之為建立個人身分記名的基礎。
18歲的成年人通過自己的父親可以出席族群會議，如果被接受並且登錄在族群名單中，就可以成為一名享有政治與法律權利的正式公民。
嚴格的法律，重新融合了家庭、宗教或其他由人結合的組織。
作為特權及生活的保障
建構公民身分的同時，削弱個人複雜的宗教、部落和家庭歸屬。他這一步使公民的義務和權益明朗化
這不僅便於公民的政治參與及人員的比率更換，也對後世雅典人的政治教育方面有重要作用，讓他們學習更規律的管理、程序和審判技巧
新的身分取決於他對共同體的參與和貢獻
4. 伯利克里：公民身分的道德情操化
通過法律，使公民身份取決於父母雙方的雅典血脈
為坐在法庭上審判的公民提供薪水
創造出一個雅典大家庭，以此補償雅典人在成為「公民」之際喪失「個人」本性的損失。除了對死者頌揚的精神補償，他也明確的保證了英雄的後代將由國家撫養到成年。
把公民身分表達為一種道德情操的體現
之後
雅典社會因此不再依據少數個人的英雄氣概(越來越脫離農業生活)，而是依據城邦中許多公民群眾的共同努力
競爭的表現相聯繫的概念是節制 取決於參與者的自我控制能力
公民身分在各方面的成功，就成為城邦文明中界定何謂「卓越」（arệte）的新試金石！在作為具有道德情操意涵的倫理性公民身分在希臘的歷史上因此成為教育的開端。
二、道德情操化的citizenship與古希臘的人文學教育
公民身分由文明人一躍而成為一種道德人
從小鍛鍊其性格
劇場、體育、家庭的教導和愛國主義儀式都是傳授人對原始的自利激情（eros）的控制，以求個人利益與城邦共同利益的和諧一致。
教育既用來表彰這些共同體文明化的成果，也構成通向文明化共同體的一種儀式
（一）三科四藝（學科七藝）作為古希臘人文學的教育理念
實行全面的人文教育，目的是按照當時的民主社會標準，來培養自由的公民。
古希臘叫paideia，這個詞包含了「人性」和「教化」的雙重意義。
paideia的教育內容包含了三科（文法、修辭、邏輯）和四藝（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統稱學科七藝，被稱為自由學藝。其根本教育理念是以美來統攝真、善。
（二）柏拉圖的教育理念
柏拉圖之前，智者派或稱詭辯學派（sophists）是公元前五世紀出現在希臘的一批以教師為業的人，亦為哲人或有智慧的人，也是因應公民民主政治的需要而出現的教師。他們創立並系統性的傳授文法（grammar），修辭學(rhetoric，或譯雄辯術)和哲學（dialectics，一譯辯證法），其中頗富盛名的一位智者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基本命題。
在希臘，柏拉圖公元前386年建立academy學園（Academius），亞里斯多德在335 B.C. 建立Lyceum，Zeno 308 在B.C建立斯多噶學派（Stoics），Epicurus 306 B.C.建立伊比鳩魯學園（Epicurean school），並於200 B.C.在各學校的基礎上建立了雅典大學，一直到529 A.D. 被查士丁尼皇帝關閉。北非Alexandra城的博物園（沒有圖書館，但包括植物園、天文園、研究院）則依然繼續運作下去。
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Sokrates）在與智者派辯論的過程中，強調了人首先要關心改善自己的靈魂，通過認識自己以獲得知識，成為有智慧有完美道德的人。
希臘哲學家中，Plato是最早提出關於人的全面性問題，包括理智、情感、意志、心理，並將之運用於教育理論上的人。
他認為，人是「神的創造物中最好的」，可以認識理念世界中的許多東西，甚至可以洞察最高的理念。智慧乃是最高的美德，教育的目的在於獲得理性，以使心靈的和諧達到完善的境地。
（三）亞里斯多德的教育理念
人的自然發展相適應的原理
人的靈魂包括三部分，植物性、動物性和理智性靈魂。他把教育內容分為實用（只服務於實利）和文雅（自由心靈的養分）兩方面，並特別重視文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音樂教育看作是文雅教育的核心，並且把文學作品和詩文的閱讀、欣賞、咏唱等劃入音樂教育。
「形成高尚自由的心靈」
道德教育有三個泉源─天性、習慣和理智。優良道德品質的形成，必須利用天性使之得到適當的發展，最終趨於理智的高度；而借助於道德活動以培養道德習慣，則是形成良好道德品質最關鍵的環節。
（四）希臘化時期
從公元前334-146，希臘人亞歷山大（馬其頓的希臘人）建立了亞歷山大帝國，四處傳播希臘文明，史稱希臘化（Hellenistic）時期 （Hellenism）。希臘人將其教育制度推廣到東至印度河、南達波斯灣與北非埃及、北達黑海沿岸的地區。